文章引用自博客來網路書店: 何飛鵬的《自慢3:以身相殉-何飛鵬的創業私房學》


http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prod/books/show_series.php?item=0010429467&page=5


 


用同樣的方法,卻期待不同的結果

  雖然我仍然努力,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,但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沒變,最原始的經營策略沒變,或者應該這樣說,我自己對經營事業的邏輯沒變,如果我有錯,我並沒有針對錯誤修正。我並非執迷不悟,而是覺得一本刊物的創辦,確實需要很長的培育期,要經過時間的洗鍊,才能被大眾接受。這個觀念或許沒錯,但我們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,所以一直在與資金奮鬥,一直在跑「三點半」。

  在第三年底,第二次增資的二千四百萬又用罄,這是《商業周刊》最悲慘的日子。再增資自是必然,只是所有的股東幾乎都認為我們是騙子(除了少數我十分感激的一、兩位),我們要再增資的二千四百萬(總股本變成七千二百萬)分成好幾次完成,不過從最後的增資無著之後,我自己的悔悟、頓悟也完成了。過去我們遇到困難,我覺得用增資換取時間,以改變營運結果,而現在增資無門,我們一定要有別的方法才能自救,改變是我們唯一的路。這時候,我遇到石滋宜博士(前中國生產力中心負責人),在聊天時他說:「什麼是笨? 就是老是用同樣的方法做事,卻期待會有不同結果的人。」

  這句話一語驚醒夢中人,過去四年來,我一直用同樣的方法經營《商業周刊》,卻每年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,這不正是我嗎?我何其笨啊!

  我開始閉門思過,決心自我改變,決定不能再期待增資,要立即從內部改善找到答案。徹底瘦身,徹底檢視所有成果,要把開支降到可能的最低,最好是能立即損益兩平,不能的話也要讓虧損降低,這是勒緊褲帶存活法,任何能降低支出的方法,都要立即採行。


創業的生死關頭,不談合理只談存亡

  至於我自己,檢討的事就更多了:我的管理能力、領導能力、做媒體的專業能力,對外提升業務的能力,我發覺我沒有一項足夠,每一項我都需要重新學習,我嘗試快速改變。

  但所有的改變抵不過營運上的繼續沉淪,當每天都要借錢時,環境會給你更嚴酷的考驗。市場上不斷傳言《商業周刊》隨時可能倒閉的消息,已經要上稿的廣告客戶,反悔抽稿,我們的銷售人員每天闢謠都來不及。

  我決定正面面對,我要求業務人員正面向客戶坦承我們面臨了困難,但也告訴他們,我們已經活了五年,我們有信心、有決心苦撐下去,我們一定要讓台灣第一本財經周刊存活,決不放棄。

  內部的營運可以慢慢改善,但資金問題還是一定要解決。當時我和金惟純協議,我守住內部,他負責對外找錢。會這樣安排,一方面是我對內部經營較熟悉,但更重要的是我的愛面子,不敢向別人開口。理論上我跟企業界的關係比金惟純好多了,但我不敢,我只能躲著,這也真十分為難他了。不過金惟純也證明他有募款及資金調度的本事。




用本本暢銷書解決財物黑洞

  有一年小年夜,薪水及獎金無著,我已經準備向員工道歉,沒想到傍晚金惟純回來說錢已籌到,第二天一提現,如期發薪,他的同學在最後一刻提刀相助。我雖然不負責資金調度,但也常常在山窮水盡時加入幫忙,而我能找的,也就是我的姐姐、親人及我的太太。我的太太面臨了最多的考驗和煎熬。當我每一次動用太太僅有的幾十萬存款時,我都痛苦不堪,但也無法選擇。

  有一次下午二點半,金惟純告訴我,公司還差一百萬,他已無能為力,我們只好分頭努力。我打電話給老婆,要求她動用她的保命錢。只是前不久我才答應她絕不再做這樣的事,但事隔不久我又再犯。老婆當然無法拒絕,我急忙開車到她的辦公室,她站在走廊下等我,手上捧著牛皮紙袋,我開車靠近,搖下車窗,她把牛皮紙袋丟進車裡,轉身就走,我看到她掩面痛哭,我坐在車中,十分鐘內無法開車,「一個大男人,怎會做這種讓自己的女人傷心欲絕的事?」我自怨自問。

這種驚險萬狀調度資金的日子,過了兩三年,一直到我出版了《一九九五閏八月》一書,四個月之內熱賣了近三十萬冊,也賺進了近三千萬新台幣,《商業周刊》的財務窘境才獲得紓解。到了《商業周刊》的第六年,我又調整了工作內容,我全心全意負責出版,這是搶錢的任務,我用一本本的暢銷書,快速賺錢,以紓解商周的財務黑洞。




地獄門的句點

  做出版是全新的開始,我下定決心,每一本書都要賺錢,我不能再慢慢來,我的青春不再。或許是在《商業周刊》已繳完了所有的學費,我從出版第一本書開始,就立即賺錢。一直到一九九四年九月,《一九九五閏八月》一書更是我扭轉乾坤的一擊,這本書使我的人生徹底改變,也使《商業周刊》的營運結構逆轉,我告訴自己:「不是不報,時候未到,老天爺終於還我公道了。」我記得《商業周刊》最多時對外負債高達數千萬元,而《閏八月》一書正如大旱之望雲霓,財務改善之後,《商業周刊》自然回到比較正常的營運道路。

  其實《商業周刊》在歷經了三、四年的內部結構調整後,一切的營運狀況都已正常化,也找到自己的規律,而從《一九九五年閏八月》之後,不只是台灣的命運改變,真正改變的是《商業周刊》,我深陷地獄門的創業之舉,也從此劃下句點。


 

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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